警惕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兜售西方理论
自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社会上出现了对“供给侧”的各种解读。但是在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些学者照搬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强加的生搬硬套，易于造成误读和误解。因此，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深入贯彻和推进落实这一改革举措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西方供给学派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现在多数学者把萨伊看成是供给经济学的鼻祖。事实上，在凯恩斯经济学出笼前，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都强调供给，认为供给比需求重要。在早期的古典经济学中，提倡鼓励生产，强调经济活动的目的是生产。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一国财富主要决定于实际产量水平，在于供给方面。比如，斯密认为，一国财富的直接决定因素是劳动生产力和生产性劳动的比率，而专业化与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因此，整个古典经济学都可以称为供给经济学。只是萨伊把供给经济学发挥到极致，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应该说，萨伊与斯密一脉相承，而且把斯密的经济思想“发扬光大”，重新阐述了斯密的学说，进一步把斯密学说系统化，同时也庸俗化。斯密提出市场无形之手的命题，而萨伊则更进一步论证了市场自动调节生产，社会生产使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经济永远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是20世纪20年代末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打破了萨伊神话，从而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学理论如何更好应付经济危机。其实，对萨伊经济学，马克思早就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称之为庸俗经济学。
面对萨伊经济学带来的经济危机，凯恩斯指出，主要是由于缺乏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总是会出现“失灵”，从而导致生产与需求的脱节，而生产过剩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对此，凯恩斯倡导政府干预和需求管理思想。因此，二战后，面对持续的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从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以拯救经济危机。但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带来实质性效果，反而形成了经济的“滞胀”局面。事实上，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内生性的市场与需求扩张的理论，罗斯福新政的实质也只是在现有体制下的局部调整，而只要整体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起决定性作用，就改变不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因此，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趋势和矛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只是延长了危机爆发的周期跨度与时间。对此，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其政策只能短期有效，而从长期来看是无效的。
上世纪80年代，为了摆脱因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经济“滞胀”困境，美国里根政府再次将萨伊定律奉为圭臬，推行一系列以供给学派为理论基础的政策措施，诸如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大幅度减税等政策，企图带领美国走出“滞胀”困局。供给学派坚持“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强调经济危机的出现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恰恰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乱作为，从而主张市场自由放任的回归。经过几年的实践，供给学派的政策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相反还带来了更大的副作用，它使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美国从此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落”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供给学派”也随之名誉扫地。曼昆等经济学家甚至把美国供给学派称为“倒霉的”“愚蠢的”经济学，而克鲁格曼则称之为“巫术经济学”。
今天我们的一些学者不去正视这些事实，却仍在鼓吹“供给学派”理论，重提实施该学派的政策主张，把我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化地等同于供给学派理论，这不仅误导舆论和政府政策方向，更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不断超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教条，用事实不断改写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屡屡误判，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让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引起世界关注。回溯整个历程，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没有遵循西方模式，更不是西方化，而是抵制着华盛顿的“正统”经验，寻求适合本土的发展路径。很多情况下，可以说，正是中国发展的路径成功摆脱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教条，才推动中国经济的异军突起。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表明，中国道路注定要在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强大的影响，由此也会改变未来经济发展理念。可以想象，相比较在西方金融危机中崩溃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中国模式在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有市场、也更具吸引力。
透视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中国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国家的角色与作用，中国政府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中国经济改革并不是简单的实行市场化，实质上是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3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总是囿于市场与政府的替代争论，从而始终无法消除经济发展中面临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的问题。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清醒地意识到，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改革的核心，经过不断调整，现在定位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正是这样的体制框架支撑了30多年中国经济的奇迹和成功。所以，不是中国经济改革复制了西方经济理论，恰恰相反是中国经济发展丰富了经济理论的内容，贡献了经济理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中国向世界呈现的外在形象是经济成就，其本质是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对西方的超越。从另一个方面看，只要任何时候中国经济发展背离了中国国情而拥抱西方理论，滥用西方理论，中国经济必然出现大的波折和问题。
因此，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意义在于超越而不是复制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发展，它立足于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是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宏观背景下提出的新战略。从本质上讲，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中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内在诉求，是中央“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总体部署的组成部分，其基本思路体现了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辩证把握，强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作用的有机结合。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萨伊定律无论是理论还是着力点都有根本性的不同。萨伊定律在本质上是排斥政府作用的，强调自主释放的供给能够自然产生均衡是其理论特点。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恰是反对萨伊定律的。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政府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并通过推动供给侧的改革深化，通过推动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重构和调整，来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实现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在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实现供给质量不断优化，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因此，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革命，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所以，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出发点到举措彰显的都是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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