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不能搞“好人主义”
新修订的《中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85条规定，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中，搞好人主义，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新修订的《中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中搞“好人主义”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以党纪政务等处分规避组织调整。它有两种类型。一是以党纪政务轻处分规避组织重调整，比如以党纪处分的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政务处分的警告、记过、记大过来规避组织调整的转任职级公务员、免职、降职、办理提前退休等。二是只给党纪政务等处分而不进行组织调整。第二种情况是以组织调整代替党纪政务等处分。它表现为：一以组织轻调整代替党纪政务重处分，比如平职调整、转任职级公务员等来代替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等党纪重处分。二以组织轻调整代替撤职、开除等政务重处分。第三种情况是其他避重就轻作出处理行为。它有三种类型，一是在党纪政务处分中以不处分代替轻处分、以轻处分代替重处分、以党纪重处分匹配政务轻处分，或者在组织调整中以不调整代替轻调整、以较轻的组织调整代替较重的组织调整。二是《中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4条规定：党员干部受到党纪处分，需要同时
方案”来达到避重就轻的目的。例如：用组织调整来规避党纪政务处分确保提拔任用、用党纪政务轻处分来代替职务大调整以保障职权不被削弱、用党纪重处分匹配政务轻处分来规避工资待遇大幅下降，等等。除此之外，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调整的管理权限、管理机构也不相同，这些不同机构之间相对独立运行，也为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中的“好人主义”行为创造了空间。
“好人主义”不讲党性，只讲人情；不讲规则，只讲关系；不讲奉公，只讲私利。其本质是利己主义、害人主义。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中搞“好人主义”，就是把宗派利益、圈子文化置于群众利益之上，从犯下小错走向铸成大错，从轻微违法到严重犯罪，破坏了党员的形象。“好人主义”奉行遇到问题绕着走，碰到矛盾躲着走，看见难点低头走，不愿碰硬，不敢碰硬，是缺乏担当精神的表现。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中搞“好人主义”，会导致“带病提拔”情况发生，甚至滋生特权思想，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态。此外，“好人主义”秉承“今天我保护你，明天你报答我”的心理，是一种延迟交易的腐败行为，塑造上下级之间的庇护关系，容易在党内形成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无论是以党纪政务处分规避组织调整还是以组织调整代替党纪政务处分，“好人主义”都背离了组织纪律要求，破坏了党规党纪，违反了组织选人用人标准，危害党和家的事业。
“好人主义”奉一团和气、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把放纵当成了厚爱，以“打折扣”的执行代替了严格管理，推卸作为主要领导应该担负的管理监督责任，纵容了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中搞“好人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严肃惩处。
治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中的“好人主义”问题，既要加强分管机构的统筹协调，又要建立健全组织调整与党纪政务处分匹配制度，更要加强对党（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问责。
首先，要加强组织调整责任机构和党纪政务处分责任机构之间的统筹协调。党纪政务处分责任机构与组织调整责任机构分属不同的党政部门。相关党政部门在事实认定上、行为定性上、处分档次确定上需要及时沟通衔接，避免对同一行为给予不同的事实认定、行为定性、处分档次，避免因政出多门导致的避重就轻问题的产生。对于党组织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相分离的处分案件，其审查调查主体、审理主体、给予处分的主体、办案程序、处理时间往往均不相同，需要及时沟通衔接。
其次，要制度建设铲除“好人主义”生存土壤。建立健全组织调整与党纪政务处分匹配的实施细则，建立与党纪处分相贯通的政务处分制度，制定组织调整与党纪政务处分匹配细则、组织处理与党纪政务处分匹配细则。
最后，加大对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中搞“好人主义”的领导干部的惩处力度。对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中搞“好人主义”的行为。既要加强对党（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履行组织调整有关职责的监督问责，也要加强对党（党组）及其纪检监察部门履行党纪政务处分有关职责的监督问责。
孔凡义
来源：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