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调研与思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进一步提出，要“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完善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等要求。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无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极为关键的因素。那么，党员干部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这是党执政过程中必须直面的问题。
一、党员干部不担当作为的现实表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腐败现象和“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在一些地方，党员干部不担当作为的现象却有所抬头，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了“躺平”“侧卧”和“摆烂”的行为。如果任由这种风气在机关单位内蔓延，将严重影响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一）“躺平式”党员干部。日常生活中，人累了可以躺一躺，达到休息的目的。但从组织行为学角度看，“躺平”可谓一种病态。“躺平式”党员干部大致有四类：一是“算盘珠子不拨不动”。这类“躺平式”党员干部工作责任心不强，消极应付，得过且过，不推不动，推一下动一下，犹如“算盘珠子”。面对新时代新要求不是去学习、去适应，而是表现出“上面推一把下面走一步”。二是“出工不出力”。这类“躺平式党员”干部精神状态萎靡不振，缺乏斗志，不
都以自我为中心，随时观察和评估每件事对自己会有好处还是会有坏处。于是，现实中便出现了一种怪相，当遇到问责或个人利益受到威胁时，立即选择倒向有利于自己的一边，然后“金蝉脱壳”。“侧卧式”党员干部是由“躺平式”党员干部演变而来，“侧”的是责任和使命，“卧”的是担当和作为。“侧卧式”党员干部表面上的“干”本质上是“假干”，台上装模作样，台下装腔作势，见了矛盾和困难装聋作哑，出了问题则装疯卖傻。如此见风使舵、急功近利的“侧卧式”党员干部，不仅带偏了实干作风，更是污染了政治生态。“侧卧式”党员干部相比“躺平式”党员干部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所造成的危害更是不容小觑。
（三）“摆烂式”党员干部。“摆烂”原是一个网络热词，特指当事情遭遇梗阻无法解决时，便不再采取积极行为而是任其发展，俗称“破罐子破摔”。“摆烂式”党员干部是消极应对挑战者的“自画像”，“摆拦”是轻言放弃人群的“座右铭”，是缺乏集体荣誉分子的“代名词”。这类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摆烂”现象主要表现为：有的碰到风险挑战时，找借口、讲理由，宁可“小苗头”变成“大风险”，事事拖延散漫，火烧眉毛才行动；有的遇到发展瓶颈时，常常左躲右闪，经常轻言放弃，难以坚持到最后；有的在团队协作中，不愿为、不真为，把难事推给别人、闲差留给自己，发现问题不说，看到工作不干，“不喊号子不拉纤，卷起袖子一边看”，缺乏集体荣誉感；有的党员干部觉得自己岁数已大、临近退休又升迁无望，产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求上进的思想，在工作中“摆老资格”，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觉得用不着“老头子当兵假积极”。“摆烂式”党员干部表面上看起来是不争不抢的淡然心态，实际上是“不作为、不担当”的显著标志，与“躺平式”“侧卧式”党员干部相比，其产生的影响更加显而易见，他们嘴上说着拒绝“内卷”，但在行为上却呈现出“摆烂”。究其缘由，主要是个人能力不足、缺乏自信心和责任心等，其结果往往导致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提不起干劲、打不起精神，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如果任由“摆烂”之风蔓延，只会贻误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二、党员干部不担当作为原因分析
担当作为是组织行为学的重要研究课题。组织行为学激励理论主要包括：内容型激励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调整型激励理论和综合激励理论。基于激励党员干部的基本思路是针对人的现实需要所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我们选用内容型激励理论对激励党员干部的行为进行分析。综合而言，党员干部不担当作为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既有干部内生动力不足的主观因素，又有工作机制保障不力的客观因素，也存在组织文化产生的消极作用。
（一）主观因素：党员干部内生动力不足
内生动力是指一切能够使组织内成员不依赖外部因素所维持自身发展的活力。从党员干部自身来看，一些党员干部内生动力不足主要体现在“宗旨意识淡化”“自我革命动力不强”“专业能力欠缺”等方面。
1.宗旨意识淡化。组织行为学认为，行为者对组织或团体的归属感有助于激发成员的积极性。党员干部的归属感与宗旨意识强弱相关：宗旨意识较强的党员干部更容易获得来自工作的归属感。二十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三次全会均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治“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担当、不用力”“玩忽职守不作为”等作风问题作出部署。为什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屡治不止？究其根本是有的党员干部“总开关”失修，初心使命“跑冒滴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个人、组织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个人而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导致个人工作效率低下，限制了个人职业发展，成为滋生一些党员干部“躺平”“侧卧”“摆烂”思想的源头；对组织而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致使组织内部上下级关系僵化，成为党群干群关系疏离的“离心墙”，造成基层党员干部负担过重、压力过大，难以在服务群众中获得事业的归属感；就社会而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限制了社会创造力的发挥，加剧了社会问题和矛盾，长此以往，可能败坏整个社会风气。
2.自我革命动力不强。组织行为学强调，行为动机来源于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是决定人们能否产生行为动机和产生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只有人们相信他们的行动能够产生预期结果，才愿意付诸行动。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提出了，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中需要把握好“九个问题”。党的自我革命必须首先解决好动力不强的问题：一方面，原动力不强。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然而，“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当下，随着利益关系调整、社会结构变动，一些党员干部思想上“缺钙”，精神上“软骨”，需要党自身时刻警惕并及时解决。另一方面，牵引力不强。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是高度统一的，社会革命的现实诉求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牵引力，即全面深化改革，而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改革难免触动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奶酪”，遭遇各种利益关系的羁绊，其中党和政府自身又是改革的重点难点。概言之，自我革命作为行动动机，需要具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底气向自身“亮剑”，才能提升自我革命的效能感。
3.专业能力欠缺。组织行为学指出，能力是影响组织成员行为绩效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党和国家事业越发展，对党员干部的专业能力要求越高。当前，党员干部的专业能力提升主要受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面临较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亟需广大党员干部具备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和有效应对各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等方面的专业能力，从而着力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有效应对时代之变。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日趋复杂的基层社会治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党员干部的能力供给与群众的利益诉求产生不平衡，实践要求党员干部成为工作上的“活字典”“政策通”“多面手”，而事实上党员干部却没有充足的精力和时间用于提升专业能力，这种悖论情境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的专业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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