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题报告材料汇编（7篇）
目录
1.基层党建中形式主义的异化表现、产生根源和治理路径 2
2.关于构建解决形式主义问题“三不”长效机制的思考 14
3.关于整治安全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考 22
4.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制度治理 30
5.从思想上行动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43
6.机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范治理研究 48
7.从制度上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思考 58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些党内法规、文献中不难看出，自建党之初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秉持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的思想持续对形式主义进行治理。如此长期不懈地斗争，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严重偏离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不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经历了从“邀功”到“避责”的转变，体现出从“机会主义”向“形式主义”变迁的特点，属于不完全自主状态之下的形式主义。基层党建中的形式主义则与之不同，受“党建是虚功”以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难融合”等思维方式的影响，党建领域的形式主义往往源于主观的故意和自觉。尤其是随着“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这一理念的树立，功利主义者就把形式主义党建当成了快速获取政绩、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手段。此时的形式主义是利益权衡的结果，其价值取向以个人得失、个人利益、上级意志为判断标准，产生了从“形式主义”向“利己主义”“机会主义”变异的现象。在基层党建领域所产生的形式主义异化中，价值取向异化危害最为严重，行为主体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发生了蜕变，其危害本质上属于政治危害，是在用“最不讲政治”的方式“言不由衷”地讲政治。
（二）行为方式异化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营造出了党建新生态，同党建领域以往粗制滥造、漏洞百出的形式主义相比，此时的形式主义更加注意“形式”和“过程”，变异为包装化、精致化的形式主义，其辨识难度明显加大。为避免被追责问责，各种规定动作一应俱全，通常以“文件+会议+检查”进行套路式工作安排，继而组织基层党员开展以完成教育任务为目的的培训学习，基层党员则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走过场、突击式、表演式落实各项学习、会议、活动，实施应付式履责。至于实际效果如何乏人问津，重在过程留痕、材料留痕、活动留痕。同时还要按照预先设定的条框进行打分，实行格式化的定期考核。于是材料党建、纸上党建、盆景党建应需而生，奉行“干得好不如说得好”，把“材料出业绩、总结出成绩、汇报出政绩”当成工作方法，通过所谓的“事事有特色、件件有材料、月月有亮点、年年有创新”来搞精致的形式主义。虽然这都是在“认真走形式、扎实走过场”，为了突显自身的党建特色，往往还会提炼出“xx工作法”“xx党建品牌”，但深究起来只是花架子、假把式，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并且网络信息技术也成了形式主义的包装手段，一些党建APP、云平台、公众号、微信群功能单一，作用发挥非常有限，甚至启用一段时间后就被搁置，是典型的电子化面子工程。美其名曰“智慧党建”“网络党建”的做法，反而加重了基层的负担，产生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和变异的电子痕迹，属于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其形式与内容脱节、形式与效果脱节、形式与需求脱节的异化特征，是“从事物的形式、现象、外在、片面、表面出发，而不是从内容、本质、内在、全面出发，是形而上学而不是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三）制度执行异化
制度建设的着力点在于不断完善制度并严格执行，这是基层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性认识，因此我们党反复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然而从基层党建的视角分析形式主义，不难发现其一定程度上缘起于制度性缺陷，与制度建设短板和制度执行异化存在密切关联。党内法规制度、组织生活制度的执行力在党建领域出现层层递减、基层最弱的现象，制度建设异化为了“制度形式主义”。各种“制度创新”层出不穷，虽然其中也不乏有效性制度，但这些制度创新的效果指向是满足宣传需要、考核需要以及政绩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并获取短期利益之后，形成的创新制度就会形成展板挂在墙上，或是作为资料存入党建档案，渐渐淡出视线直至被忽略淡忘。这种缺乏持续性和执行力的制度创新，最终无可避免地会沦为形式主义。还有一些制度在执行方面有强制性要求，不允许回避绕行，如“三会一课”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然而在形式主义面前，这些制度依然会在执行中变形走样。例如把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三会合一”，用一次会议合并完成有着不同参会人员、召开时限要求的多种会议，只需要在会议期间多次更换不同的会标横幅。除此之外，“选择性执行”“阶段性执行”等现象也颇为常见，这些做法均是制度执行异化的典型表征。其结果是导致制度建设中的三种核心要素——完善制度、制度意识、制度执行最终无法实现互促共进，制度治党的实践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二、基层党建中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
（一）源自从官僚主义向形式主义的嬗变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进程中，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官本位文化一直是官僚体制所遵循的政治伦理规范，长期的封建政治教化致使官僚主义已经深入到了社会各个方面。尽管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党内也确立了民主集中制，但是官本位、等级观念、唯上论等封建官场文化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些以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功利主义为表象的官僚主义，是封建官僚科层制思维在现代社会中的惯性延续。在上是官僚主义，在下则嬗变为形式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传承相同、本质相近，我们党对此多次作出过重要判断，“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同“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密切相关，有着很强的共生性”。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查处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案件，可以发现不少发生在基层党组织的形式主义做法，源自上级党组织领导群众观念淡漠、主体责任缺位、纪律规矩意识缺失和权力观扭曲。与我们党建立初期的历史状况不同，当前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得到了极大提升，能够正确辨识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基层党员干部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作风心知肚明，但惯性思维下的中庸之道和唯官唯上，促使他们选择以形式主义应对官僚主义，从而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这种嬗变既有上级刻意为之，也有下级自发自举，两者存在同向伴生的逻辑关系。
（二）源自压力驱动与问责驱动的耦合
党员个体动机固然是驱动形式主义的一个因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体制性因素同样会促发形式主义，其中“压力型体制”和“问责型体制”是两个重要维度。压力型体制核心构成要素是“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各部门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机制；物质化的多层次评价体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呈现出明显的科层化特征，而且民主集中制原则能够确保党的决策部署顺利传达并得到强力执行，这使得压力传导成为现实可能，压力型体制同样适用于党建领域。随着《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党内法规修订完善，问责机制逐渐细化，问责型体制在党建领域得以建立。压力型体制、问责型体制共同营造出正面激励和反面警示效应，全面问责制背景下，党的每个组织层级既有责任也有压力，传导压力强化问责是一个常态化党建经验。可是现实情况中，压力型体制的正向强激励作用发挥尚不完善，仍待与之相配套的保障机制进一步健全。问责型体制的负向强激励作用相对较为明显，执纪问责“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因此落实党建责任难免会出现“压力层层传导”异化为层层推责、避责现象，处于压力传导末端的基层党员往往感觉“压力山大”。为了消解压力实现避责，一旦基层党建工作出现未完成任务或不能完全符合考核要求时，往往会选择用痕迹代替结果、用亮点遮掩缺点、用过程替换实效等形式主义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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