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历史的教训、现实的趋势都启示我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必须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真正掌握发展主动权，从而使我国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一、生产力的进步是确立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
“新质生产力”不是普通的科技进步，也不是生产力边际上的改进，而是要实现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和创新。颠覆性创新是具有基于科学原理重大突破和技术的交叉融合，即通过技术的根本性改变带来新的产业和市场，是从“0到1”、从无到有的，对世界有新理解的重大发现。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历史上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但是未来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中，数据要素的介入让生产函数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理查德·鲍德温在《大合流》一书中所指出的，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交流成本，促使技术要素与低成本劳动力要素结合，推动了后发国家的快速工业化，由此出现了“大合流”。巴克曼和韦格尔在《增长陷阱》一书中也驳斥了传统观点所认为的西方国家正迎来一场崭新的创新革命。当今西方世界中一个主要的经济问题在于颠覆性创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曾经追求异想天开、鼓励推陈出新的资本主义体系如今更多是平庸无奇的产出。这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进而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剥削性质的国际产业分工模式创造了条件。
二、产业竞争成为现代国家竞争的新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经验表明，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竞争和创新是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主题，以科技创新助推生产力跃迁是大国竞争的角力点。
幅员、人口和自然资源曾经是大国争夺的主要目标，但是二战后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和地缘战略层面，而是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的竞争，其本质则是产业的竞争。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强调，“富国与穷国的分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们的技术更好，即富国为了生产性目的，控制和利用大自然和人员的能力更为高超。”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也指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技术以指数级扩展，形成实体产品，正在改变社会并重塑我们的未来。”
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各类生产要素得以优化配置并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也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发展实体经济，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一个稳定、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确保资源高效配置和产业健康发展。但是正如伊斯特利在《经济增长的迷雾》一书中指出的，“要抓住技术跨越的这一机会，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基础设施、以前的技术经验和良好的政府政策。”文一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认为，一个成功的工业化需要政府和市场参与者的集体行动来克服在市场创造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所面临的巨大社会成本，否则就会出现“市场缺失”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陷阱”。弗里曼提出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中同样支持了这一观点。弗里曼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的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创新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动力系统，而创新的主体则是国家。”安格斯·迪顿也指出：“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都有着技术与知识，但是要想让生产像富裕国家那样运转起来，穷国也必须拥有富裕国家那样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电信、工厂、机械等。”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建立往往只能通过政府，以国家财政的方式所投资建设。
三、新质生产力塑造国家竞争优势的几个理论误区
（一）完全市场化
在制度学派的学者看来，国家仅是控制暴力和提供社会秩序的工具。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特别强调，包容性的经济制度通过保护产权，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鼓励投资于新技术和新技能。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认为国家的角色仅限于创建和维护包容性制度，并为市场机制“提供便利”。很明显，他们不相信政府能够成功地实施发展战略。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制度经济学家的分析对于积极的、干预主义的政府政策对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有利”影响，缺乏明晰的、系统的认识，政府政策只关注“把价格搞对”就可以了。
约翰·希恩通过考察拉美地区的经济史，发现由于科技的进步，1945—1980年的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与同时期工业化国家从国内走向世界实现飞跃式发展几乎同时进行。但是，随后的衰败其实早已埋下了伏笔。外国投资更多地流入了那些最不需要外国投资的相对发达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市场机会和必要技术优势明显。而且，它们并非总是创建国内企业家都建不起来的企业，更常见的是接管现有公司。那些被接管的企业一般不是弱小或管理不当的国内公司，而是那些有可能成为龙头企业的最有活力的国有企业。
（二）产业空心化和过度金融化
马克思早已指出：“在50年代，虚拟资本先是使得工业繁荣，后又引起1857年的崩溃”。伴随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停滞，资本最大程度攫取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决定了产业资本转移至金融等高盈利行业，或者驱使产业转移至其他高利润国家（地区）。“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回西方”描述的正是发展中国家远离制造业和技术创新，陷入更深层次的发展陷阱。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在马克思看来，扩大再生产的实现形式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资本积累。而信贷资本通过参与资本积累总过程和利润率的平均化从剩余价值中分割利息收入。若使金融和信贷资本发挥对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积极作用，必须推进资本积累服务于物质再生产；如若形成金融寡头垄断了金融信贷，脱离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则金融资本就会损害实体经济破坏社会生产力。
（三）静态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原理从诞生至今都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贸易自由主义者将其奉为圭臬；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者将其诟病为万恶之源。李嘉图从静态视角出发，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实行专业化分工并开展自由贸易是国家的最优选择。赫克歇尔和俄林进一步在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资本要素，对贸易利益来源进行了更细致的刻画：根据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与要素相对价格，相同技术水平下的技术结构差异使两国形成了各自比较优势，进行贸易可以使两国都获得比较利益。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恰恰是因为遵循了这种贸易原则，没有建立自己的制造业体系。斯蒂格利茨同样指出“关税结构旨在鼓励非洲国家生产原材料，而不是生产附加值更高的而这些被设定为发达国家分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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