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推进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培育工作会议，目的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总结前期工作情况，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刚才，五家单位结合各自工作职责汇报了有关情况，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下面，我再讲两点意见。
一、深刻认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两个结合”在金融领域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这表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当中蕴含的中国特色，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金融经营和金融治理文化的再现，而是将优秀传统金融文化注入现代金融理论，实现本土传统货币金融智慧与现代金融理论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不是拉郎配式的拼凑，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之根。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脱胎于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一方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另一方面也汲取了我国传统金融经营与治理经验。一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尚书·大禹谟》说：“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春秋时期思想家将其总结为圣王“三事”并作了进一步阐发：“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尚书正义》）“三事”承载着中华文明古老的价值理念，很早就成为中国历代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原则，经过现代诠释后，依然对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正德以率下”是要建立社会的“合德性”（类比合法性与合理性）标准；“利用以阜财”是支持正德的工具或手段；“厚生以养民”是正德、利用的旨归和自然结果。“三者和”要求金融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发挥好服务实体经济（“阜财”）的作用，厚泽民生、切实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二是崇尚“执中”或“致中和”的方法论。中庸作为方法论和实践原则，着眼于矛盾双方的统一，强调事物发展中平衡和稳定的一面，不仅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道德标准，也在日用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国古代经济金融发展的特色。金融领域，“执中”或“致中和”的代表当属《管子》的“轻重论”。《管子·国蓄》中认为：“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实质上是利用市场规律达到一种动态平衡。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庸思想落实到具体实践上，落实到金融发展上，就是通过权衡达到动态最优。具体来说就是在义与利、快与慢、发展与安全、德治与法治、守正与创新等重要关系中实现真正的“中和”。三是注重个人道德修为。钱穆在《国史新论》中提出：“（中国）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士是一种兼具现实性和超越性的文化。曾子强调的“吾日三省吾身”（《论语·述而》）、“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等是中国人不变的精神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人道德的推崇决定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关注重点之一是金融从业人员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操守。以传统士人“修齐治平”的理想顺序来衡量，对于金融从业者来说，诚实守信、依法合规是底线要求。
（二）中国的金融思想文化源远流长。通过考察中国金融史和中国金融思想史，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金融实践和金融思想可以归为两类，即金融经营文化与金融治理文化，前者注重信义，后者注重稳定。一是注重信义的金融经营文化。中国民间金融市场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宗族内部的借贷活动，至南北朝时期已出现兼营信用业务的机构——寺院，以及专门从事典当业务的质库。以南北朝为起点，中国传统民间金融业经历了长达十五个世纪的漫长演化，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成果。元代以后，中国民间金融业的发展显著快于官方。其中，明代中晚期出现的钱庄和清代中叶出现的票号是中国传统社会晚期最重要的两种金融组织。这些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内生出了相近的金融经营文化。钱庄和票号都追求自身的“信用昭著”，并以此为荣。以钱庄业为例。钱庄与小型的质押店不同，专注于信用放款，很少接受商户的抵押。传统钱庄的风控既依靠静态的“跑街”（即实地的信用调查），也依赖更加动态的钱庄与商户的“交情”。尽管这种经营方式仍具有人格化交易的色彩，不利于金融业务的范围拓展和内涵深化，但也反映了中国传统金融信义文化的基本特点。此外，资力雄厚的钱庄也对外发行庄票（具有准货币职能）。庄票的流通全凭钱庄自身的信用支撑。二是注重稳定的金融治理文化。中国古代金融治理长期存在“政治导向”和“效率导向”两种竞争性导向。所谓政治导向主要是指限制金融活动，不使其动摇国家稳定；而效率导向，由于古代没有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概念，主要是指政府利用金融活动，增加财政收入，达到“理财”的目的。对此，历代政府多采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结合的治理措施。其中正式制度包括通过价格管制限制金融业利得；通过发展官营资本，直接参与资本运作等。非正式制度则包括有意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利用儒家价值观引导资本“向善”以及鼓励民间资本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等。从中国古代的资本治理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金融治理文化注重维护社会稳定，注重通过较为“柔性”的文化价值观建设引导金融发展。但过分强调伦理的“财富观”、僵化的“重农抑商”文化等值得反思。因此，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去芜存菁，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之魂。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中华文明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被激活、继承和发扬，实现了从以民为本到人民至上、从厚生富民到共同富裕、从义利兼顾到以义取利等一系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体来说，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恩格斯则强调：“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至上，指明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必须坚持人民立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开宗明义指出，摆在政治经济学面前的“首先是物质生产”，因为人要生存，“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而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正是要满足这些需要。金融作为“国之大者”在本质上也服务于这些需要，因此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应有之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终极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劳动异化的研究不仅针对劳动异化本身，也高度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金融从业者的劳动由于靠近资本，被异化的可能性和程度都更大，因此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从避免金融从业者劳动异化的视角出发，倡导以义取利。
二、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一）要突出“中国特色”这个关键。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在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重信守诺，金融行业以信用为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契约精神，做到诚实守信。“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金融具有功能性和营利性双重特性，必须始终坚持以义取利，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金融业是特殊的高风险行业，必须始终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不能急功近利。“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是推动金融业前行的动力，必须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但不能打着创新的名义盲目铺摊子，大搞资金体内循环、脱实向虚。“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金融业与货币打交道，天然面临着较高的道德风险、操作风险，必须始终坚持依法经营、合规操作，不能胡作非为、突破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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