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如何在基层创新走实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可以说，基层是矛盾纠纷的主要发生场地，矛盾纠纷解决得好不好，关键看基层治理做得实不实。因此，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立足基层，才能最大限度把人民群众反映的各类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加快构建“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体系
基层治理的过程是多元治理主体运用矛盾纠纷调处体系，把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的动态过程。因此，通过构建“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体系，可以达到“矛盾不上交”、纠纷就地化解的良好效果。
一是建立健全市、县、乡、村四级联动、上下贯通的矛盾纠纷调处服务平台，明确各级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的职责分工和功能定位，避免因责任交叉出现敷衍塞责、互相推诿的不良现象。同时，构建统一完整的包括登记受理、繁简分流、调解优先、审核结果、监督回访在内矛盾纠纷调处业务流程，制定严格的即时
以“三治”融合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三治”融合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由法治吸纳自治和德治的力量应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以“三治”融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一是发挥人民群众自治的主体作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地解决矛盾，实现“矛盾不上交”。这是“枫桥经验”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我国转型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枫桥经验”重群众自治，群众主体的自治和广泛的社会参与，避免了社会治理变成政府独角戏，有效破解了“政府干着、群众看着，政府很努力、群众不买账”的难题。另一方面，将坚持把基层事务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交给群众，推动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把党的政策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依靠群众自治就地化解矛盾。
二是依靠法治手段公正解决矛盾。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遇到矛盾纠纷，司法途径往往不是首选的解决方式，而向行政权力寻求救济和帮助则是多数普通群众的首选。因此，亟需强化法治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着力完善司法机构“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机制，畅通基层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通过法治化的社会治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从而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扎实推进基层全面依法治理，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为依托，持续推进法律服务工作做优做强，才能真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三是注重运用好德治的有效治理手段。德治在乡村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与自治、法治相互补充，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以及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但是，由于德治的“软约束”性质以及新时代农村发展形势的变化，德治作用的发挥还须进一步加强。首先，德治能够提升村民自治水平，弥补法治的不足。在“三治”融合中，德治具有引领作用，能够通过改善乡村社会风气、提升村民自我修养，引导乡村治理向良性发展。其次，德治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稳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其中，以德治为基础，积极加强村民的道德文化建设，重构农村的道德体系，对于农村稳定以及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有着重要意义。最后，乡村德治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乡村德治应作为一项专门的内容、任务进行统筹规划，要针对农民的特点、农村的特色进行布局与完善。
持续创新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
突出技术支撑、强化数字赋能，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从单纯线下治理到智治合一转变的生动写照。
一是搭建“一体化”的矛盾纠纷大数据中心，创新跨部门和跨层级的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机制，聚焦基层矛盾纠纷的所有信息、各种数据，并及时对其展开统筹整合、分析处理，为科学化解矛盾纠纷、精准预测基层事务发展趋势提供数据技术支撑。
二是充分利用智能手机移动终端设备，开发专门的矛盾纠纷调处线上应用平台，分级、分类建立线上工作群，为做好矛盾调处和群防群治工作提供高效、便捷的方式，促使智慧治理成果打破基层治理的地域限制惠及更多群众。
三是培育一支善用数字技能的专业人才队伍，通过实施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加强与高校院所及科研机构深度合作、推行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完善数字人才创业扶持政策等措施，为全面推动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力量源泉。
四是构建一套科学、统一的数字化治理制度规范体系，明晰多元治理主体运用数字技术参与基层治理事务时的具体职责和行为规范，明确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具体内容和边界，并与时俱进地完善数字化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违反制度规范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促进基层治理的规范化、法治化。
李琳琦
来源：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