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分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23年，随着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势头明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2023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并就2024年经济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扎实做好经济工作，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撑和保障。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有力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辩证看待稳与进、立与破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稳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无论如何，经济都要稳，不能大起大落，但也不是经济停滞。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挖掘经济潜力，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如何实现稳？就要以进促稳。进，就是发展，就是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发展，这是改革开放45年来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对于我国来说，以进促稳必然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先立后破，就是要在立的基础上破，与稳中求进一脉相承。立就意味着稳，稳住了再破，经济新动能的作用将得到更好的发挥。先立后破，是立破的有机结合。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大趋势是新动能，但转换并非一蹴而就。改革意味着破，但改革需要稳定的环境和秩序，需要尊重规律，在有条不紊中推进，因此要立破结合。改革在当下更不能急于求成，否则结果可能就是破了不立，甚至失去立的良机，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辩证看待稳与进、立与破关系的基础上，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将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营造释放市场活力的环境，进而为高质量发展带来新动力。当然，稳预期需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以及有助于提升行动预期的结果。财政政策应当继续发挥作用，在推动经济稳定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而稳就业主要靠增长，但对增长的就业质量又有特别的要求。因此，财政政策要多关注有利于劳动就业的经济增长，在促进增长的就业吸纳量提升上多下功夫。
高质量发展，要注意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所谓转方式，就是要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为内涵型经济增长模式。调结构则在于优化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优化是一个过程，需要遵从一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进一步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此外，提质量、增效益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当高品质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时，提升供给质量有助于促进供需平衡，这就需要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经济发展只有在增效益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可持续，进而形成高质量发展。可见，协同实现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又要注重政府作用。其中，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发挥财政政策效能，是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组成部分。
深刻理解积极财政政策内涵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来说，逆周期调节是应有之义，但也需要跨周期调节。2024年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强调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这体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延续性与创新性。一种经济政策长期实施，难免遇到政策效力递减问题，因此政策工具创新至关重要。202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强调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其中，加力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所需，适度是考虑到政府可支配财力的挑战，这样的政策定位是合理的。但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财政政策不能代替市场主体自身的努力，其重点在于激发市场活力，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用足财政政策空间，充分发挥政策效力。虽然政府债务余额管理为财政政策设定了“天花板”，但有限的政策空间依然要用到位。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与提高财政政策效率是一致的，要在政策工具使用上下功夫。就财政支出来说，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挪出的更多财力将为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以及促进充分就业等公共政策目标提供财力保障。在地方债发行方面，由于一些地方政府重大项目资本金不足，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不仅能够解除地方政府的燃眉之急，而且有助于提升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效率。而合理扩大地方债规模，需要注意债务融资项目资金结构，以及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合理比例，积极防范财务风险。在减税降费方面，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要更有针对性，重点在于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再加上每年新增减税降费政策，易导致宏观税负大幅度下降。而稳定税负、形成更加合理的宏观税负都是政策的选择项。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要进一步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规范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更好调动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同时，要全面加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监管，实施转移支付资金常态化监控，切实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此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建立在正常的财政运行基础上，通过加强财力统筹，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
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效能
一是积极支持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开展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都需要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这一过程离不开财政资金的持续投入，以及更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从而更好地调动社会力量，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着力推进自主创新。
二是发挥财政稳投资促消费作用，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激发有潜能的消费，需要相应的供给，这就对应了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发挥财政促消费作用体现为对特定领域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支持；而发挥财政稳投资作用，重点在于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减碳等市场投入不足的领域。扩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域，同样需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对于扩大居民消费来说，财政应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投入，形成更加有效的社会保障网，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使居民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
三是在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应有作用。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能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活力。我国当前各个重点领域改革需要财政政策的有力支持，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本身也有助于解决当前财税体制面临的诸多问题。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这就需要加强对既有基础设施等“硬”环境的财政支持，同时完善财税政策“软”环境建设。此外，还要积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全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四是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离不开地方财政支持。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情况直接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因此要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进而为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提供切实有效的政策支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则要稳妥推进相关风险处置，全面加强金融监管。
五是加强乡村振兴财政投入保障，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农民增收等都需要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重点在于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因此，要增强积极财政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同时，要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按照主体功能定位，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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