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组研讨发言】着力构建湖北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治理长效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提出并践行共同缔造理念，平安湖北建设水平快速提升。然而，湖北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沉、加强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等方面还存在短板弱项。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共同缔造理念为引领，以其他省份成功经验为借鉴，坚持问题导向，打造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治理长效机制的湖北模式。
一、部分省份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模式
（一）浙江模式：“服务、法治、公正、高效”机制
“服务”指设立基层服务中心，建立以居委会、村委会为主体的社区治理体系；“法治”指构建从基层到地市的法律援助、调解、仲裁、司法等方面的法治服务体系；“公正”指深化人民调解制度改革，完善诉调衔接机制；“高效”指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创新运用“一网办、多部门联动”方式。
（二）广东模式：“预防为主、协调解决、严格执纪”机制
一是预防为主。推行“四项机制”，即矛盾预防调处机制、矛盾化解联动机制、矛盾纠纷仲裁机制、矛盾纠纷诉讼机制；“三项服务”，即基础服务、创新服务、联动服务。二是协调解决。集基层调解、民间调解、机关调解于一体，多渠道、多领域、多层级地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创新。三是严格执纪。对在纠纷处理工作中失职失责的人员，建立相应制度予以惩戒。
（三）湖南模式：“三化三合一”机制
“三化”指机制化、规范化、专业化；“三合一”指群众治理与社会治理相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习惯性治理与制度型治理相融合。湖南省设立了各类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建设了一支专业化的调解员和法律服务工作队伍。
（四）新疆模式：“四化融合”机制
“四化融合”指多元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有机融合。“多元化”是指通过法律程序、行政调解、民间和解、社区调解、群众自治等多种处理方式，提高解决方法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法治化”是指通过规范矛盾纠纷的法律程序，提升法律权威和处理问题的公正性、权威性；“智能化”是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矛盾纠纷化解的效率和治理水平。“专业化”是指通过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提升矛盾纠纷化解的专业性和精准性。
二、湖北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短板弱项
（一）理念落实不到位，观念更新不及时
一是“全周期管理”理念没有入脑入心。更多地将工作重心放到了矛盾纠纷的事后处理上，事前预防、源头防控略显薄弱。二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理念树得不牢。三是“枫桥经验”运用不够灵活，没有掌握“枫桥经验”的精髓。四是柔性治理理念的实践应用乏力。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方式，柔性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治理依据灵活、治理方式多样等特征，能有效弥补以政府行政手段为基础的刚性管理的不足。但这一治理方式在湖北省基层矛盾纠纷治理中运用不够。
（二）“一核多元”主体有短板，党建引领机制不完善
一是少数基层党组织“主引擎”动力不足。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中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还不到位，党建与基层治理“两张皮”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二是群众“主力军”参与度不高。存在干部干、群众看，政府买了单、群众不买账，干部“点了菜”、群众“不动筷”等现象，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不高。三是社会组织“主体作用”发挥有限。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目前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矛盾纠纷治理不多。
（三）预防功课仍不足，预测预警预防机制不健全
一是“事前诸葛亮”功课缺乏。矛盾发生后，各地各单位很少就矛盾纠纷的种类、原因、特点、规律和发展动向作整体性的分析研判。二是“千里眼”“顺风耳”能力不足。目前，湖北省基层普遍存在风险评估预测机制不健全、各类预警信息整合和有效传达不充分、新信息技术手段应用滞后等问题，导致对矛盾纠纷“弱信号”捕捉能力不强。三是源头治理薄弱。一些政策出台前没有进行前置风险评估，只有在矛盾纠纷发生后，才不得已采取事后“打补丁”的被动措施。
（四）治理方式待调整，“五治融合”机制不畅通
一是政治引领方面，政治理论引领不得力。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办法措施不得力。二是法治保障方面，基层干部群众法治素养有待提升。三是德治教化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领作用不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规制度、村规民约不够，电信诈骗、养老诈骗等问题频发。四是自治强基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缓慢。“有事好商量”“群众的事由群众解决”还停留在宣传解读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五是智治支持方面，矛盾纠纷防范化解的信息化水平亟待提升。农村地区“智治”基础设施体系、安全防控体系与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六是“五治融合”有断点，综合治理效能有待提升。
三、构建湖北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治理长效机制的路径选择
（一）创新理念优化机制，推动湖北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科学转型
树立“治未病”理念，完善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公示、听证等制度机制，把评估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并将落实情况作为巡视巡查的重要内容；建立湖北全省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研判评估机制，发挥智库作用，加大对信访形势和突出矛盾的分析研判。
树立“大统筹”理念，协调推进乡村振兴（社区发展）与基层平安建设，推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全省推广“汉阳方案”，推进实施“法护万企”助企惠企工程。
树立“柔性治理”理念，在联系服务群众上用情用心用力，针对城乡基层出现的结构离散和集体行动困境等情感治理问题，倡导运用党建引领社区情感治理、乡情价值回归等方式予以回应；树立共同缔造理念，把“五共”模式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应用到湖北全省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全过程各环节。
（二）创新党建引领机制，形成湖北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合力
要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黄赌毒、食药环、盗抢骗等突出违法犯罪行为，探索运用经济杠杆和责任保险产品助力民生服务事项；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着力解决信访积案和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强化对行政执法和司法工作的监督，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暴力执法和司法腐败行为严加惩治，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六进”工作，即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医院、进农村、进社区，形成党的创新理论应用常态化机制；推广由湖北省社科联等主办的《是这个理》等同类型节目，向广大基层群众讲深讲透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道理哲理；设立“板凳课堂”“小蚂蚁宣讲团”“庭院微聊会”等基层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项目，运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快板、歌舞、诗朗诵、情景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开展理论宣讲。
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构建“村党组织-村民小组（网格）党支部-党员中心户”和“社区大党委-小区（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治理体系；在县乡两级，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由党委政法委或乡镇（街道）政法委员牵头统筹，以综治中心为主体，通过派驻办公等多种形式有效集成或对接诉讼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信访接待大厅等资源力量，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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