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制内待了8年，才明白的那些道理
这是读者投稿的文章，他以真实、细腻的笔触，写他的体制、国企、私企经历，读起来有种读《沧浪之水》的感觉。很多人生中的际遇，当时看起来不起眼的决定，可能都对人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阅读的过程中，会看到人在时代大潮下，有身不由己之感，也有一些细节，让人对人生有醍醐灌顶的影响。我们可能不对大道理感兴趣，却永远着迷于故事和经历，应为它们的着眼点在于“人”。在他人经历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反观自身。全文9583字，文章比较长，可以收藏，慢慢阅读。011985年，我大专毕业，被分配进了老家所在地行署的一个局级机关。那时，大中专学校和大学毕业生都是同等待遇，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我父母都是农民。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城市居民的口粮是定额供给制，而农村刚刚实行土地承包，全靠地里收成多寡决定温饱程度，所以，成为城里人、吃上国家粮（也叫商品粮），是很多农村青年梦寐以求的。要想美梦成真，出路就只有考大学一条路。一旦考上了，就意味着永远脱离了农村，吃上了国家粮，一生衣食无忧了。至于毕业后做什么工作，那是根本没有考虑过的。一个农家子弟，哪怕在省城待了几年，仍没有那个认知，更没有那个高度。所以，当把我分配到行署的一个局级机关时，也就既没有感到无尚的荣光，认为是一份多么优越的工作；也没有觉得有多么的落寞，因为还有很多同学留在了省城。内心深处只有吃上了国家粮的满足，想着或许以后能给在农村的家人一些帮助。
省城的路上只见过零星的小山，静卧在公路远处，远远看去，其朦胧的轮廓，仿佛一幅以山为背景的山水画。而这次去的是一个山区县，沿途所见大不一样：满眼是山，只有小块散落的农田；房屋依山而建，星星点点，不像老家的房屋是连成线的；道路弯弯曲曲，汽车时常在山间穿行，在上坡、下坡、转弯中切换，途中还得停车吃一顿午饭，可谓是一路的颠簸、一路的摇晃、一路的新奇、一路的疲惫，早上七点多出发，晚饭时分才到县局。县局办公室主任陈姐安排我和先期到达的副局长等一起住在县局的客房。那时的机关单位都有自己的接待客房和食堂。说是抗旱，其实是去乡肉食站和农户家了解生猪存栏、出栏和家禽养殖、产蛋等情况。午饭在肉食站吃，晚饭回县局食堂用餐，虽然现在看来是很普通的简餐，但当时却让我有美味珍馐的感觉，特别是县局食堂的清蒸鱼，让我怀念了好些年。副局长喜欢下象棋，先期来的同事不太会玩，让他晚上倍感无聊。晚饭时分，他即问我会下棋否，得知我可以陪他时，他看似有点小兴奋，饭后即摆开棋盘，捉对撕杀，一连几晚，从未间断。起初，我还温良恭谦，轻言细语；继而人地两熟，就原形毕露——口中念念有词，手上抢按不断，似遇故人知己，信马由缰，不亦乐乎。尽管我们年龄相差了一个辈份，职位悬殊，甚至还不能用悬殊一词，我只是一个刚走出农家、离开校门、一窍不通的愣头青，我们完全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但一坐到棋盘前，立马就把这些抛到了脑后，那无拘无束，毫无顾忌的形态，完全不是下属与领导、晚辈与长辈该有的状态。我不知是不是让他感到了我对他的不尊重，或者是我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莽撞还是年轻不懂事的直爽。但不管怎样，刚入职就能与领导亲近相处，感觉十分幸运，氛围如此融洽，日后工作肯定会开心顺遂。特别是每天坐着以前只可远看的县长才坐的北京吉普，行驶在县乡公路上，着实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兴奋，甚至有点忘乎所以了。04大约一周后，我们回到了单位。我每天在办公室看文件资料，以熟悉日后的工作内容。没过几天，副局长将抗旱时所了解的生猪、家禽产销情况亲自动手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交办公室付印。不记得炽哥是否看过，是否有所交代，但他把文稿交给了我。我不知天高地厚，就在领导的原稿上粗暴地进行了增删，把原稿弄得面目全非。炽哥看后，不置可否。不曾想，这下闯祸了。当副局长再次来到我们办公室时，劈头盖脸对我就是一顿臭骂，说我目无组织，目无领导，不知天高地厚，他亲自操刀的文章我一个毛头小伙竟敢随意乱改。我一时无言，手足无措，脸红耳臊，无地自容，只能呆呆地站着，目送他怒气未消的离开。事后，炽哥安慰我，说我改的确实比原稿要好，但他是局领导，局领导的文稿一般只修改错别字，没有错别字就直接安排文印室打印即可。炽哥当时把文稿交给我时似乎没有如此明示，或许他是想测试下我的文字功底，亦或是他想测试下我做人做事的智慧？我不得而知，也许二者有之，也许是他正忙时的疏忽大意，才让我挨了一记闷棍。工作仅半个月左右时间，我就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世界。但这确实是年轻的我不谙世事、不知天高地厚所致。至此，我稍微明白，作为一个资料员，我的职责和做事的一些分寸，是在炽哥的领导下，负责单位文件起草、领导讲话、简报采编和对外资料的文字把关。说起来简单，但在那个信息还比较闭塞的年代，对一个才出校门、从未接触过社会的年轻人，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051985年，这一时期后来曾被人们称为是可与五四运动时期相媲美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思想最为开放、活跃的时期。在机关工作的年轻人，虽能感受到浓烈的、扑鼻而来的开放气息，却仍然得循规蹈矩，不敢有半点越雷池的行为。机关有一个独立的院子，传达室（现在称门卫）负责收发报纸、信件和打扫卫生的周爹年近七旬，每周六下班后回家，周日晚饭后再回来上班。在他回家的时候，最近两年进机关的五个年轻同事必须轮流睡着周爹的床铺在传达室代班。虽然大家对此颇有意见，却不敢言语，只能默默接受，轮到谁都得老老实实在传达室呆上24小时。至于代班，当然是义务劳动，不会有补休和酬劳。后来南下打工，加班是常态，也从未补休、从未记过加班工资，大概是这时养成的习惯。但这不算什么，最让年轻人感觉不爽的是种菜。院子北面是办公楼，南面是家属区，中间有一块很大的菜地，每个科室分有一片。常常在没有外来人员来机关办事的下午，就会集体出动去种菜。年轻人都是单身汉，来自农村，对种菜并不陌生，但已经跳出农门，有了机关单位的工作还要下地劳作，每个人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一部分科室负责人，种菜的劲头比农民还农民，经常穿着套鞋跳进旱厕的粪坑去抢粪，让年轻人很难接受，更不愿付诸行动，自然就有一些对年轻人的负面评说。收获的蔬菜不会分给吃食堂的年轻人，但种菜时的表现却成了考评年轻人工作态度的一个依据，让大家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和憋屈。不过，要是现在，我能拥有一小块菜地，闲暇时去伺候一下，倒是蛮令人向往的。像陶公那样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洞庭，当是一种不错的生活场景。还有一件让年轻人认为可笑又颇有微词的事。事情的起因据说是上一任局长和现任办公室女性主任（他们是夫妻）的女儿看中了新分来的一个学生。他在家乡已有恋人，自然不能接受她的爱恋，但他没有言与他人，对她也不冷不热，待不得不告知她实情时，她已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以致精神分裂，累及领导一家不得安宁。所以，来机关不久，就有早来的年轻同事提醒我，谈恋爱要保密。因为局里有规定，谈恋爱要向单位报告。我和妻子是在快毕业时才开始交往的。毕业后我们异地，我写信告知她局里的规定，告知她年轻人虽然视其为无物，但依然不到准备结婚不会主动向单位报告。我初来乍到，自然不能走到别人前面，不能让单位发现我恋爱的蛛丝马迹，要求她写信时采用不同的信封、变换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地址。她以为是我耍花招，心里十分不快，说她单位还鼓励年轻人恋爱，上班没多久就有热心的大姐向她打探，要给她介绍对象，我几经解释才让她释疑。那时，我们大约四五天就有一封寄给对方的信，异地两年半的时间，竟有三百多封。我寄出的信可以尽显本真，收到的信却是做了些许伪装的。因妻子的字有点刚劲、飘逸之态，没有女性字迹的娇柔、娟细，仅从字迹上很难判断信件是女性所写，一时间倒也瞒了过去。但终归来信太多，还是被领导发现了端倪，不过那是工作约一年后了，也只是淡淡的过问了一下，并未挨批。应该说，频繁的两地书，对提升我的文字处理能力还是有些许帮助的。06一段时间后，单位的文字工作基本可以应对了，自己似乎没有感觉到与初来时有多大提高，领导们却认为进步不小。领导们有此看法，可能是源于85年底的纪检工作会。每到年底，各科室都要开个总结会之类的，纪检组是副处级科室，一把手当然要去发表讲话。六县局纪检负责人，加上我们局里的，也就十来人。局长在台上讲，我坐在下面记，不几天，我把局长讲话整理成文，这让纪检组长刮目相看。因为局长讲话时没有文稿，只有他自列的提纲，我居然把它整理成了几页纸的报告。在他看来，这是前所未有的，是蛮体现文字功底的，而且现任局长就是办公室主任出身......他似乎看到了一颗未来之星在闪耀。其实是局长讲话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本身讲得不错，我只发挥了一个录音机的功能而已。不过，年轻时的我，速记能力还可以。不论是谁在会上发言，只要是我在记录，都可以让发言成为条理清晰、言词通达的文字，且在不改变言者原意的同时让发言显得更为出彩。之后，总感觉有人看我的眼光似乎与以前不同了。同办公室管档案的老杨就曾私下说我年轻有文凭还能写，前途不可限量，打字员何姐偶尔也会调侃几句。虽然当面会诺诺以对，但内心还是蛮受用的，有时甚至还有点飘了。后来想起，那应是她们的应景之议，或无心之谈，或友情鼓励，而我竟信以为真。那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办公室报纸多，在不用写信、读信的夜晚，我会独自在办公室看报纸，不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那些长篇大论，都会浏览一下，感觉观点新有深度的文章还会把它剪下来，集辑成册，便于以后深读。偶有领导加班或散步，看到整栋楼只有我办公室的灯亮着，就会过来瞅瞅，心情好时还会进来聊上一会，无意间给领导留下了勤奋好学的印象，实在是无心插柳的事情。计划没有变化快。没几年，麻将、巴锅（扑克的一种玩法）兴起，我沉溺其中，成为主力战将，晚上不再呆办公室，剪辑的报纸也束之高阁，无暇顾及，后来竟当废纸扔了。86年春节后地市合并、撤地并市，机关人员增多了一些，但我仍保持着这种“勤奋”，无意间让我收获了一份荣光——当年十二月，在我工作不满一年半时，我被批准入党了。后来发现好些与我前后从学校毕业的，他们入党的时间比我晚、速度比我慢，年轻时应同样平凡，但心有坚持，后来都高居庙堂，权倾一时，风光无限。当然，也有好些未能平安落地，失去自由，在我看来，还不如无为的我。我时常心有戚戚焉。若干年后，我才悟到，生性如此，幸而如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何尝不是一种难得的人生态度，不然，谁能保证，身居庙堂，不被染缸浸润；手握权柄，不会得意忘形。尽管处江湖之远，往来皆白丁，谈笑无鸿儒，但兴之所至，仍可忧国忧民，评头论足，甚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何尝不是荒野草民的幸福所在！这，或有阿Q之嫌。鲁迅称为阿Q，现代人曰好心态。诚之谓也。 07八十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次第推进，流通领域受冲击最为猛烈，计划供应很快取消，一二三级批发逐渐打破，开启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模式。顺应这种潮流，川、湘、鄂毗邻地区商品交易会应运而生。我毫无征兆地被抽调进了会务组，负责撰写市情简介、联系广告发布、收集交易数据、采编简报等。这样的交易会，类似简略版的广交会，只是要在三省的三个地市轮流举行，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由三地市局自发组织到政府财贸办牵头再到主管副市长（专员）挂帅，俨然成了当地一件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后期在我市举办的那一届，主管副市长剪彩、致辞的画面配上数量庞大的彩球和人流，上了央视《新闻联播》，着实让副市长神彩飞扬了好一阵。其实，这样的交易会并没有多大的实效，而是典型的花钱赚吆喝。一二三级批发虽然开始打破，但商品品类、渠道的同质化并没完全改变，致使企业交易意愿寡淡，交易行为扭曲，但交易量却是一届更比一届高，成交额一届更比一届大，其中的猫腻，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你懂的”。自然而然，举办几届后，就无疾而终了。不过，参加交易会筹备，却给了我一次“假公济私”的机会。轮到我们第一次作东道主时，组委会安排我去武汉的《长江日报》联系刋发广告，第二次作东道主时，决定在北京的《中国商业报》刋发广告，自然还是要我负责联络。得知我将赴京办事，有孕在身的妻子当即请假，要求一同前往。本来五分钟就可搞定的事情，却待了两晚三天，我们参观了人民大会堂、瞻仰了毛主席遗容，还游览了十三陵、长城、故宫、天坛、颐和园，我差不多是公费旅游了一次，还让妻子免了住宿费。一举几得，当然快哉，让我们也神采飞扬了一阵。应该是87年，市政府决定编写到2000年的长远规划，各局也要编写，局里指定我去完成。我工作才两年，既无知识储备，对规划的格式、内容、要求一无所知；也无领导明示，对远期的总体思路、相关措施、达成目标更是一窍不通，不知从何下手。其时，政府的规划早已开始编写，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局里周副局长早就被抽调去负责财贸口的规划撰写，待我去向他请教时，他的初稿已经完成。我喜出望外，画葫芦有样了。的确，我就是参照他的版本，最终完成了这个长远规划，后专程送去省城专家审定，因为年轻，还被专家谬赞了一番。殊不知，我是依葫芦画瓢，还好画得有点像，总算没枉费周局长的指引。周局长是个文人，退休后潜心国画，有一次专门打电话我，要我给他的画作题跋。我自知我的书法登不了大雅之堂，恐污了他的画作，再三推辞，但他仍执意要我书写，无奈还是让他失望了。几十年没有见到过他老人家了，现应是耄耋之年，不知他老人家是否健在安好。08不记得对口扶贫工作是从哪年开始。局里的扶贫联系点就是上文提到的山区县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天岳乡，每年局领导会带队去联系点看几次，主要是给点钱款物资。这样搞了几年，根本没有什么起色。于是市里改变策略，要往联系点派驻干部，类似现在精准扶贫的驻点干部，只是现在驻村，那时驻乡。几十位驻乡干部被县委组织部任命为所驻乡的党委副书记，驻点结束，任命自动失效。于是，89年春，我被派往了天岳乡挂职。尽管我出生在农村，经历过贫困，但还是被当地的贫困震撼到了。该县是县、区、乡三级管理体制，与我曾经认知的县乡体制多了区的层级，长途客车只能通到区里，离乡上还有六七公里，需骑车或步行。我一大早从市里出发，下午四点左右才到达区公所，乡党委组织委员唐委员已在此等候。他让我把行李暂放区里，说是晚点会有人帮我带去，推着一辆自行车，就催促我和他一起上路。唐委员年约五旬，似老农神态，看他要载我前行，我坚辞不从，但他执意不允。去乡治所在地上坡路居多，途中也不让我轮换，一人单骑尚且费力，何况加载一人，把他累了个满头大汗，着实让我有点难堪。经此一程，早上出发时的兴奋点和新鲜感顿时消失殆尽。乡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所有办事机构皆在一栋走起来咯吱作响的两层木楼内，只有一间公用办公室，其他是宿舍兼作办公用，小会在宿舍，大会则睛在露天、雨在食堂。一方诸侯，办公条件如此寒酸，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从区到乡里，道路旁还有小片的农田，再往里走，两边是崇山峻岭，进村得拾级而上，没有成型的路，全是山间小道；房舍隐藏在茂林修竹间，环境虽然幽静，可进出实在太难，很多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穷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在市里时曾听说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轮换穿着出门，只是我未能实地探访。我深信，大山深处，此言不虚。当地有请吃春饭的习俗，就是正月间请客人到家里吃上一顿。我到乡上时，春饭还在火热进行中，曾与乡上一众人员去过山下几个村支书家，都是十碗八碗，满满一桌，大家酒足饭饱，兴味盎然，完全沉浸在节日的余庆中。后来，到山里一个叫柘坪村的支书家，人员骤然减少，只有书记、乡长和我。支书的父亲是老支书，两代支书，房舍依然低矮破败，竟没有一个像样的餐桌，他早早从房前塘里捞出一条几斤重的鱼，我们四人就这条鱼围炉而食，支书的家人全不见了踪影。山塘鱼自是鲜美无比，却让我心里十分不是滋味。正月才过，离夏收还有好几个月，他们家就已经吃不上米饭，只能靠土豆、红薯干充饥，而我竟从他们口中夺食，却又是不得不随俗的去给他撑面子。其他人明了他的境况，选择了回避，只有我不明就里，给了他面子，却挖了他里子，扎了我心窝。可想而知，普通村民的境况，该是何等的穷苦不堪。其实，乡里的食堂只是米饭不缺，大多时候酸辣汤是主菜，蔬菜、豆腐都是难得的佳肴。一天，我没有随乡干部们下村。十时左右，毛宣传委员叫我和他一起去敬老院。我不知乡里有一个敬老院，也不知敬老院里有几位老人，看到他提着一块重约斤余的猪肉，就毫不犹豫地跟在了他身后。然而，我们没碰见敬老院里的老人，却和敬老院长一起非常淡定地把肉吃了，老人们连看的份都没有。放到现在，斤把猪肉，人们不会正眼一瞧，但对每天吃酸辣汤的我，可是难以抵挡的诱惑；对贫困乡敬老院的老人们，可能更是一年也难得尝几回的美味。把这美味拿到敬老院吃，只让老人们闻到肉香，却尝不到肉味，实在残忍，是大大的罪过。当贫困绕身，如果仍能坚持“老吾老、幼吾幼”，确实须有非常高的道德水准，可惜我没能做到。尽管事后心有不安，也丝毫不能掩饰我道德上的瑕疵。挂职一年，大约是三 个三分之一。酸辣汤吃不惯了，就回家改善一下生活；在家（家在机关院子里）待得不好意思了，再回乡里；看到乡干部们要下村，就随他们去村里走走看看。记忆中，我没干成一件对扶贫有实际意义的事情，也不曾听到哪位挂职干部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倒是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绯闻，一年轻干部与当地一寡妇成露水之好，算是当年扶贫最显眼的“成绩”。尽管如此，年底挂职结束，县委还是举办了隆重的欢送宴会。县委书记亲自出席，喝的是盛极一时的四特酒。正当大家酒酣耳热之际，我的嘴唇却不识时务地肿了起来，而且肿得相当厉害。这一突发状况，引起了众人一阵慌乱，明显地驳了领导面子，扫了大家兴致，一个喜庆、热闹的场面因此而蒙上阴影。幸好只是酒精过敏。席终人散，各自安好，很快即相忘于江湖。我不好酒，亦无酒藏，每遇酒局，三两半斤，也没少喝，但从不过敏，从未不适。 当日既未豪饮，也未过量，竟出糗现丑，甚是难堪。后来有酒照喝，逢酒必喝，也未再有此状。只是再没喝过四特酒，四特酒好像很快也从神坛上跌落下来。高中时，我还有过类似的一次经历。学校食堂采购牛肚，几十人同吃皆相安无事，唯有我食物中毒，几天几夜昏迷不醒，神志不清，经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不知是我体内有某种与众不同的特质，还是那时那地那物不适于我？我不得而知。天岳乡有个天岳关，地处湘鄂交界，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曾是抗日的主战场。国军据险扼守，抗击长沙会战时由此入湘的日军，最后大多英勇牺牲于此。这是我拜谒的第一个曾经硝烟弥漫的战场，如今硝烟散尽，英魂犹存。蒋公亲笔题写的“浩气长存”的石碑矗立长空，告知后人历史的真实。踏过百多级台阶，登高远望、临碑凭吊，似乎仍能听到那隆隆的炮声，仍能感受到先辈们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这也是我第一次目睹蒋公的亲笔题字。人云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没想到还有字如其名。如此中规中矩，与毛公的汪洋恣肆、挥洒自如、狂放洒脱应不是一个量级，难怪蒋公会丢掉大陆，这或许也是他的宿命。姑妄论之，权当诳语。09挂职结束，重回机关，我被安排进了机关党委。机关党委书记由市局过来的纪检组长兼任，曾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同坐一间办公室。我对他参与自卫反击的经历特别好奇，很想从他口中得知某些战况战例，或者由他亲自印证新闻报道的某些片断画面，但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从不正面回应，让我愈感战争的神秘、军旅的神秘。其时，我看了民国时期李宗吾的《厚黑学》，他总结脸厚心黑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并举例说刘邦脸厚心黑，最后夺取了江山，建立汉室；项羽“妇人之仁”，只能自刎于乌江，无颜见江东父老。让我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之感。不久后组织上给我解决了副科级，是我们一众年轻人中最早得到提拔的，很多人向我投来羡慕甚至欣赏的眼光，把我看成是机关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只有我自己知道，草根出身的我，逆袭之路或将就此终结。因为，我根本做不到脸厚心黑，也永远改不了“妇人之仁”。92年春节一过，南巡讲话迅速传达，《东方风来满眼春》，发展才是硬道理。一锤定音，争论平息，方向确定。是年9月，趁着南巡讲话的东风，我与机关大多数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一起，被组织安排离开机关，去了所属不同的企业。至此，我在机关不满八年的历程终结了，从此再也没能回归。10后来，我在机关所属的两个国企又分别各自干了八个年头，虽身居企业负责人之职，但生性铸就，一直原地踏步。眼看生计行将艰难，在43岁那年，离市属国企全面破产买断的三年前，我毅然舍弃既有，只身南下广州打工，所幸扛到了退休，至今仍未离岗。我经历了机关、国企、私企，而且各自时间不短，基本是八的倍数。但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首选机关，次选国企。人生在世，无非名利。如在机关，哪怕无名小卒，也可自信爆棚，昂首挺胸、阔步而行；只要心有敬畏，不无端胡来，论资排辈，都能混到带长的级别；即使层级垫底，退休也是当地贵族。要是混得风生水起，那可就是名利双收，妥妥的人生赢家。尽管我职场的最后一站在私企，有私企的就业，才不至于饿肚子，但私企社会地位低，基本无人搭理，很难累积起必要的社会资源；人员流动性大，让人有很强的不安定感，不知哪天需要离开的会是自己。而国企，人员稳定，交往密切，情感有处安放，即使像那种规模小、零星分散的国企，要是能存续下去，也比身处私企的感觉好。经过破产重组，现有国企，基本是当地的巨无霸，是小型国企无法相比的，如果有机会进入，那当是一种不错的人生际遇。当然，如果是个能人，有自主创业的宏愿，那就另当别论，不定哪天就财务自由了，甚至赚取几个小目标也不在话下，与各路英豪话桑麻、论英雄、聊人生、谈天下更可兴之所至、应者云集，尽享人间之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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